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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一系列营商环境立法的颁布，通过法治建设来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成为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律界主要的话题。继行政、立法机构之后，最近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是贯彻中央“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精神的又一具体体现。但是其重要意义不仅于营商环境的塑造，还必须要承认，我国有很多司法公正问题集中在司法执行层面，其中过度执行成为焦点。

       众所周知，执行是将已经生效的法律判决付诸实施的过程。虽然在相关的民事判决中，存在胜诉或者败诉的区别，但这并不是说，败诉方就一定有罪，并且在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民事裁判只是对于权利和义务在当事人之间的又一次分配，只是这次分配的依据并非完全是按照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而是由司法系统根据法律、双方当事人之前的约定，抑或是既有的交易习惯做出。民事的司法裁判在执行过程中，并不会有需要特别的惩罚某一方当事人的，即便是败诉的一方当事人需要承担的是惩罚性赔偿责任，那在执行过程中其也只需要承担法院判决中规定的那部分责任而已。因此，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在保护胜诉方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的减少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一方造成的影响也就是应然之意。这就是法律讨论中常常会说到的所谓“比例原则”，即为了达到合法的目标，而需要采用和实现目的相平衡的手段。具体来说这种“合比例性”要求：第一，目的正当性，即首先要求，采取法律措施所实现的目的要具有正当性，例如实现生效的法律判决；第二，手段适当性，即相关的法律措施，确实能够实现正当目的；第三，手段必要性，即如果有多种措施能够达到目的，应当选择对当事人侵害最小的那个。

       采取符合比例原则的措施执行法院判决，本应是司法执行的当然之意，然而在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过度执行的行为屡见不鲜。为了执行一部分不动产，而查封全部不动产，为了执行一部分股票而冻结全部股票，这类的行为无疑会严重影响被执行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尤其是对企业来说，对一部分财产的过度执行，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和资金链的断裂，最终导致破产的结果。而这显然是违背执行制度的初衷的。

       《意见》正是针对这种过度执行的问题提出的具体措施。

       首先，《意见》要求“善意文明执行”，即在观念上改变之前执行即惩罚的态度，认清司法执行的正确性质，是合理的再分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实现胜诉裁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在具体执行上，在充分实现裁决内容的基础上，应当尽量减少对被执行人的影响。当然，这也并非是暗示执行机构消极执行，而是要将执行的重心转移到对抗拒执行行为的打击上，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意见》严禁超标的查封和乱查封，具体来说包括：第一，合理选择执行财产，即选择执行的财产应当对被执行人的生产生活影响最小；第二，查封财产数额原则上应以法律文书确定的额度为限，且不得影响查封财产之外被执行人财产的正常使用；第三，查封措施应尽量的灵活，保证被执行人的财产在被查封时，如有可能，仍然能够实现物尽其用；第四，被查封的财产，如有可能，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情况下，仍然允许实现其融资功能；第五，冻结股票的，应尽量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一般不超过应执行额度的120%。

       最后，《意见》认为，在将查封财产变价时，应当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合理的确定财产处置的参考价格。例如，如果双方当事人就参考价格不能达成一致的，可以采用网络询价的方式，以充分反映市场的价格。在采用拍卖方式实现变价时，应当充分披露财产的真实状况，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以最大实现财产的真实价值。

       应当说，这段时间中央为了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接连出台了多项措施。在司法层面，之前最高检要求对于民营企业负责人涉嫌犯罪，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而最高法院的这个《意见》也同样强调对民营企业的执行要尽量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应当说，这些法律政策都是符合法治国家思想和要求的，是有利于改善民营企业在当下司法程序中的不利地位的，也因此是国家整体改善营商环境的一环。但这些符合法治的法律政策不应当仅惠及民营企业和其负责人，更应当是所有中国人民都应当享受的，法治中国的当然内容。我们期待着，相关司法机构从改善营商环境开始，尽快让广大民众都能享受到法治进步的成果。

本文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